资料图 （图源：视觉中国）

当前，中国在国内面临经济转型压力，在国际上面临国际秩序转型压力，需要在内外两个方面进行调整。在对外方面，中国要从高调转向低调，从做大走向做实。在对内方面，中国要深化改革开放，积极主动地适应新的环境。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趋势已很清晰。这既是事实，也是经济发展的逻辑结果，主要是因为以下原因：一是中国劳动力红利不再。2012年前后是中国劳动力拐点。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出现净减少，养老等方面的压力上升。这导致制造业、尤其是传统低端制造业的劳动力供给不足。二是中国经济发展推高了劳动力成本。中国的工人平均工资，已经高于亚洲大多数国家，是南亚和东南亚部分国家的3-4倍左右。三是国际经济环境不良。自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就面临很多问题。进入2018年以后，美国又挑起了贸易摩擦。这些都导致中国国内制造业的运营压力进一步增大。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由自己的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在经济低水平状态下，高速增长是一种通常状态，修路修桥就可以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发达国家也经历过这一阶段。但是当经济发展满足了基本需求以后，增长速度就会下降。目前，中国经济就处于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初级阶段，经济发展从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追赶型经济向以提高生产率为目标的创新型经济转型的阶段。

中国经济转型以及中国面临的转型压力，早就开始了，并不是一个新事物，具有历史共性。但中国面临的挑战也有独特性：我们必须迅速完成转型，时间窗口有限。要平衡地、成功地完成经济转型，中国需要在深化改革、对外开放和自力更生三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中国要深化改革。目前，中国很多传统产业的动能还没有被充分释放与利用。一方面，中国要打破生产资源在地域、体制和身份等方面的界线，实现同工同酬等最基本的社会标准，以更加充分地促进市场竞争、提高效率。另一方面，中国要打破企业身份界线。不管这些企业是国营还是民营，是本国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只要遵守法律、符合中国国家利益，都是好的企业，都是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在金融领域，要实现不同身份企业的机会平等。这既可以促进国有企业提高效率，也可以帮助民营企业解决资金需求。

二是，改革推手本身也要“开放”。过去，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工业化，上下需求基本一致，可以统筹安排。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日益多元多样，对改革的需求也有很大差异，改革的方向和方式都更加复杂。“改革”本身，也要“开放”。在一些领域要继续简政放权，如在经济、金融等领域；在另外一些领域却要增加政府干预与领导，如在教育、医疗等领域。这就需要一个多元、多样的改革格局，需要一个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区有较大差异的更加自主、积极的改革模式。

三是，要更加强调自力更生。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学来的，是拿来主义。但是现在，通过简单的学习和模仿所能得到的发展空间日益有限，通过出口带动增长的潜力越来越小，中国要更多地从本国要空间、要技术。要想实现自力更生，不是要回到过去的关起门来自搞一套，而是要在充分的国际竞争中加强自主创新，掌握核心生产力。要实现这一转换，我们要在很多领域进一步调整，要通过机制建设和收入分配体系调整来保障、推进自主创新。一方面，我们要实现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和机制化，把党对国家的领导内化到法治和机制层面，增强政策可预期性，在制度层面保障企业、个人自主创新的成果及其收益。另一方面，中国要调整分配体系，让一线教育、生产、科研和管理人员获得更大利益，促进并保护知识创新及其相应权益，维护产权关系。

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开放，让自己变得更加具有创新力、包容力、凝聚力和吸引力，中国才能在一个动荡时代，掌握自己的命运，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张家栋，复旦大学一带一路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论坛网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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