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大部分的央行行长，澳洲储备银行行长史蒂文斯 (Glenn Stevens) 一向惜言如金，一旦出口，总是很有影响力。业内人士常开玩笑说，我们用了两年时间学会说话，行长们则用几十年时间学会闭嘴。
　　
　　今年是澳元自由浮动三十周年，史蒂文斯在演说中提到，从历史标准来看，现时澳元滙价偏高，更重要的是他对干预澳元持非常开放态度，并认为较低的澳元滙率，有助经济达至长期增长的目标。
　　
　　史蒂文斯用「大规模货币干预」(Large Scale Currency Intervention) 为其货币工具的一部分。有分析认为史蒂文斯只是出出口术，因为干预的门槛及成本很高；也有分析员认为，储银会沽售大量澳元打击利差交易，把澳元压低至90美仙以下。
　　
　　澳洲储备银行确实甚少出手，但通常一出手，往往就是澳元转势之时。
　　
　　笔者早在一年多前，已经在电视及电台节目中指出澳元已展开长线的跌势。澳元汇价是否偏高，与楼价及资产价格在一个极度宽松的环境下是否太高，是一个极考眼光的命题。彭博报道，澳元是全球16种货币中，在2014年走势最难看清的货币，理由是专家看法分歧，最低预测为80美仙，当中以巴莱克的分析最受注目，巴莱克认为澳元将在2014年中触及0.86美仙的水平；不过看好澳元的仍大有人在，最高的预测目标仍达一算水平。
　　
　　在巿场分析如此两极化的时期，笔者想藉澳元自由浮动三十周年之际，用几篇文章来介绍澳元的历史、自由浮动的意义、汇率波动的幅度，并且分析澳元未来的走势。
　　
　　笔者对澳元走势的看法，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种，微观观点主要参考本行研究组的估值模型，因为估值模型对澳元各项因素的考虑十分充份，推算出的合理水平甚具参考价值，不论短期波幅如何，澳元最终还是会回到模型所推算的合理水平上。
　　
　　宏观则看大势，不过仍要综合微观因素，例如美国财政收支与澳元的逆向关系（后文会提到）属于大趋势，但在微观上要参考商品合约年约对澳元的支持力度，一般天然气和商品合约都是锁定在一段很长的年期，为澳元带来长期的稳定因素，只是这方面的数据及资料并不好掌握。
　　
　　最近澳洲广播公司(ABC) 专访前总理及财长基延(Paul Keating)，基廷谈及他为澳洲经济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巿场化，而最重要的巿场化措施，就是在1983年把澳元从挂勾货币，转化为汇率自由浮动的货币，对于澳洲这样一个细小而又开放的经济体来说，属于历史性的变革。
　　
　　不少自由派经济学者到今天仍经常提在口边的观点，就是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许多采用联系汇率的国家都无法幸免，而澳洲却因为有了自由浮动汇率的基础，为经济缷去庞大的外来冲力。事实上，有关联系汇率与浮动滙率的优劣，以及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引伸出来的争议，到现在都还没有停止过；但是澳元采用自由浮动汇率，无可否认是澳洲经济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澳洲占世界人口约0.5％，澳元却是全球第五大交易最频繁的货币，占每天货币交易量的7.6％，排在美元、欧元、日圆和英镑之后。自由浮动以后，澳元汇价最低在2001年见47.75美仙，在2011年冲破1.1美元，过去十多年澳元不断地创新低又创新高，今后又将何去何从呢？
　　
　　目前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大规模宽松措施都是史无前例，全无历史经验可以借鉴的。笔者将会从根本剥茧抽丝地分析澳元。对澳元有兴趣的读者，可继续留意本栏《澳元三十周年回顾及展望》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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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浩庭是皇家苏格兰银行‧摩根董事总经理及皇家苏格兰银行‧摩根有限公司授权代表 - 259387皇家苏格兰银行‧摩根有限公司(ABN 49 010 669 726 AFSL 235410)是澳洲证券交易所集团参与者。地址：Suite 904, Level 9, 139 Macquarie Street, Sydney NSW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