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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煤电厂的关停及燃煤电厂在中国国内地域分布的改变，对未来澳洲煤炭对中国的出口，将是比短期贸易禁令更为根本的挑战。

作为中澳关系紧张一个主要牺牲品，澳洲对华煤炭出口自2020下半年后大幅下降。2019年澳大利亚共向中国出口价值137亿澳元的煤炭，包括价值97亿澳元用于炼钢的冶金煤，和价值40亿澳元用于发电的动力煤。根据澳洲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20年11月澳洲出口到中国的动力煤比2019年同期下降83%，冶金煤比2019年同期下降85%。2020年12月，从澳洲最大的煤炭出口港——澳大利亚纽卡斯尔港——向中国的煤炭出口已经完全停止。

与此同时，中国数个中、东部省份在2020年冬天出现了数年未见的拉闸限电。一些分析认为，中国每年从澳洲进口的煤炭仅占中国煤炭消费总量的2.5%左右，因此中国最近发生的电力短缺和对澳洲煤炭的进口限制没有关系。

然而，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中国从澳洲进口的动力煤对很多中国沿海省份发电厂保持供需平衡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中国主要的煤产区位于西部省份，很多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已不再产煤。而东部省份的燃煤电厂直接从包括澳大利亚的海外市场进口煤炭，不仅往往比来自中国西部省份的煤炭便宜，而且运输更为便捷。中国国内铁路和港口运力限制给东部省份电厂短期内从西部省份大量输入煤炭造成的困难，在这次限电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同时，澳洲出口的动力煤具有高热值、低硫低灰的特点，特别适合沿海发达地区对电厂环保的高要求，因此近年来澳洲的出口煤在中国市场有很强的竞争力。

在当前两国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澳洲对中国的煤炭出口短期内并不乐观。但历史经验显示，贸易争端终会得到解决，尽管这次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然而，对于澳洲对中国电厂的煤炭出口而言，一个影响更为深远的因素正在显现。根据国际第三方的数据，中国自2015年到2020年初已经关闭多个煤电厂，涉及近300个燃煤机组，这些机组的发电能力总量达到37GW。与之比较，从2010年到2017年，澳洲共关停燃煤机组5.5GW 。澳大利亚现有发电能力总量约为50GW，其中含燃煤机组约21GW。

在我们最近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Energy Policy的一篇论文中，我们以中国广东省为案例分析了中国煤电厂关停的一些特点。第一，中国煤电关停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具体而言，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煤电关停规模和速度高于西部地区省份。事实上，在很多煤电机组关停的同时，中国一些地方，特别在西部省份，新建煤电仍在继续，直接导致了中国整体煤电发电能力的上升。根据中国的官方数据，从2015年到2019年间，中国的煤电发电能力增长了18%，超过了1000GW。

第二，中国最近关停的煤电机组远低于国际煤电机组关停时的中位数寿命。以广东省自2010年以来关停的煤电机组为例，这些机组的中位数寿命仅为15年，远低于澳洲关停煤电机组的中位数寿命（约43年）。由此可见，中国的煤电厂关停通常不是机组寿命到期自然退役的结果，而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主动性。

第三，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中国煤电厂关停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煤电关停现象在沿海发达省份较为显著。具体地说，东部沿海省份对发展新兴产业，实现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替代升级更为重视。同时这些地区经济发达，土地价值比较高，当地政府有更大的动力和更多的资源推动煤电关停。这与澳大利亚煤电厂关停主要由发电企业自主决策推动有显著不同。

随着中国燃煤发电厂在东部沿海地区的进一步减少，和西部燃煤发电厂的相对增加，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燃煤电厂所使用的煤炭将更多地依赖国内供应。中国煤电厂的关停及燃煤电厂在中国国内地域分布的改变，对未来澳洲煤炭对中国的出口，将是比短期贸易禁令更为根本的挑战。

谭浩

（作者为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副教授，商学及法律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能源转型相关研究。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首发于SBS中文网，作者授权《澳华财经在线》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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