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新京报贝壳财经“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论坛”在湖南正式开幕，此次论坛由湖南证监局指导、新京报贝壳财经主办、湖南省证券业协会联合主办。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国资委法律顾问刘纪鹏在论坛上表示，股市波动率在正负10%~12.5%都是合理的，4000点是中国股市崛起的基本点位，在这个点位上，股市市盈率并不高，就是一个健康的点位，很长时间都上不去。

刘纪鹏建议，直接融资要占主要地位，占比应该在60%以上。

传统金融必须改革

刘纪鹏认为，理财问题、房地产问题、地方债务问题统统都是金融问题，从这个意义来说，我国存在金融风险，但这些问题基本上都在银行，而不在股市，在表外而不在表内。传统金融必须改革，否则，系统性风险就会没完没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刘纪鹏表示，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依然存在，几十家金融机构占了股市50%以上的利润，连续多年垄断利润却没有用到资本市场的刀刃上，这种现象必须解决。路在何方？就是要发展资本金融、直接金融、互联网第三方支付的金融、数字金融、生态金融、科技金融等，这些新领域、新工具、新技术都是改变现有传统旧金融生态的手段。

在本次论坛上，刘纪鹏还提出，我们要发展资本金融，逐步弱化货币金融。所谓的货币金融是以商业银行为主导，以货币市场为基础的间接债权融资体系；资本金融则是以投资银行为主导，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直接股权投、融资体系。货币金融是融资型的金融体系，而资本金融则是投资和融资并重的金融体系。

刘纪鹏进一步表示，货币金融思维强调间接融资，而资本金融思维则更重视建立一个投资的市场，注重投资人财富效应的直接融资市场。因此，要转变观念，建立一个投资和融资并重的金融系统，而不是只重融资、不重投资。

他谈到，中国股市“牛短熊长”，最核心的是制度因素，也只有谈制度因素，才能找到为何股市难以振兴的关键。

上市已成为股东赢取暴利的途径，应开展融资者教育

在论坛主旨演讲中，刘纪鹏谈及了交易所竞争以及证监会与交易所的关系。

他表示，交易所将减持期限越压越短，压缩到18个月，对企业盈利也不作硬性要求，都在融资端竞争，比谁的门槛低，最大限度垄断上市资源，为何不到投资端去竞争呢？能给股民带来更多财富增长的交易所才是最好的交易所。

在演讲中，刘纪鹏还表示，先来看一组数据，2020年IPO396家，融资4700亿元，这一年，大股东减走资金6660亿元；2019年前10个月，IPO203家，融资2532亿元，该年同期，股东减持总价达6233亿元。可以说，现在公司上市已经变成股东赢取暴利的途径。

从这个角度来看，投资者教育这个提法本身就有问题，最应该被教育的是发行者和融资者，即以上市公司为核心，以券商为龙头的律师、会计师、评估机构、证券公司，应该开展融资者教育，监管者、融资者、发行者都应该接受教育。

主张成立独董公会，由上市公司协会推荐给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是考量上市公司治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刘纪鹏此前表示，信息披露就是上市公司质量的核心，也是生命线。

对于如何解决信息对称的问题，刘纪鹏指出，关键是制衡机制，制衡机制决定了信息披露。“在治理结构中董事会的制衡机制非常重要，为什么总是提这个问题，但是似乎总是质量提不高，这跟我们的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的构成结构相关。”

“第一大股东的比例太分散了不行，但是太集中了，产生不了制衡机制，基本就是一言堂，如果独立董事都是大股东选的，怎么制衡，所以独立董事的产生机制非常重要。”刘纪鹏建议，“我一直主张在上市公司协会里面成立独立董事公会，由上市公司协会推荐给上市公司，而不是由大股东来选，同时，也主张独立董事薪酬要提高。”

针对独立董事的问题，刘纪鹏提出，独立董事要有钱、有权，还要有闲，地位最高的不是会计师，而应该是独董，独董一定不是由大股东聘的，独董要能跟大股东抗衡。

直接融资占比应在60%以上

针对资本市场发展的建议，刘纪鹏表示，直接融资要占主要地位，占比应该在60%以上。“我国既然有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何不能推出积极的资本政策？让资本市场融资的规划登上货币政策的大雅之堂。”

其次，要从存量财富分配入手，建立公平正义的股市。这需要在一级市场上把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压到30%以下，二级市场上不能让大股东在任意点位减持，应要求大股东预设可流通的底价，例如推测大盘在4000点点位上，个股从现有的股价涨幅是多少？股价上涨在什么点位上，大股东不达这一股价水平，自愿不减持。“只有解放了为中国资本市场做出卓越贡献的投资人(股民)，大股东才应最后解放自己。”

文章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