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多次重申：如果以贸易平衡计算汇率高低，那必须先剔除加工贸易在整体贸易中所占份额。因为，加工贸易实际不是贸易，不过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我们同时指出，如果加工贸易所带来的贸易顺差也被用于人民币币值的计算，那加工贸易的顺差刚性会导致人民币过度升值，即人民币高估。

    这样的这个观点，两年前已经被中国商务部接受。现在看，它同样获得WTO的承认。日内瓦当地时间 6月12日，WTO秘书处公布的其独立撰写的中国贸易政策报告指出：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已经明显下降，中国双边货物贸易净顺差实际上非常小。而得出这一结果的主要依据，即是重新计算加工贸易的实际顺差。

    报告分析说，中国从周边的台湾地区、韩国和日本进口加工贸易所需零部件，与这些地区或国家有很大的贸易逆差；然后向美国和欧盟出口最终产品，与这些地区之间因而又存在巨额贸易顺差。“如果除去中国出口的进口零部件，那些双边顺差都非常小。”

    2010年3月30日，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时，从五个方面论述了中美贸易顺差产生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是在说“加工贸易的问题”。看到这篇专访，我们很激动，它意味着商务部采纳了我们的观点，我们当即发表文章“为陈德铭叫好”。这篇访谈，陈部长从容自如，有理有据，这是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我看到的中国官员最好的一次解读。

    陈德铭在指出：中美之间在贸易顺差的统计口径上，差距很大。一是这些差异中约有52%来自转口贸易，转口贸易在中国的统计中当然不能表现为对美出口，而且转口过程中，中间商赚的钱（增值部分）被美国计入了中国的出口额；二是另外48%左右的差异是在中美直接贸易中产生的，这些产品在中国出口报关时是一个较低的价格，但到美国进口报关时，美国企业把设计、研发、物流、利润全部加进去，价格提高了。因为这些产品主要是加工贸易产品。

    陈德铭明确分析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怎么来的”。他说，从贸易方式看，中美之间一般贸易上基本平衡，顺差主要来自加工贸易。从企业主体看，2009年，中国对美贸易有1400多亿美元的顺差，其中约有76%是外资企业、其中主要是美国在华投资的企业造成的。从产品来讲，中美贸易顺差67%来自电子信息技术和机电设备类，而这些产品是美国企业在中国加工装配的产品。

    基于上述特征，陈德铭给出的结论是：造成中美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是在全球化过程中，产业结构发生调整变化。很多对美出口的企业，看到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把最终装配转移到中国，比如日本、韩国、台湾的企业，也包括一些美国企业。这种产业转移导致中国对美顺差增加――这就是说，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对美国的出口，被加在了中国人的头上。

    陈德铭用强有力的数据支撑了我们此前一年多的时间所表达的观点：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是全球性的产业分工，和发达经济体的产业转移。而我们认为，陈德铭用数据揭示了真相，这个说法极具说服力。

    显然，这个说服力说服了世界。WTO依据中国商务部代表中国政府所提出的报告，对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实际情况进行了充分地调查，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报告。实际上，WTO的独立报告的结论，支持了中国政府的观点。当然，这份报告在6月12日和14日两天将经过各成员国代表的质询、中方回答的环节，最终会形成一个最终报告，但有关具体审议过程的公布则还需要等待6周的时间。

    不管最终报告如何，我们至少看到了初步的成果。而这份报告一旦通过，它将使人民币升值压力大幅减低，而中国一般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已经封杀了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空间。下一步，人民币应当是贬值，最终达到一般贸易逆差归零的目标，那才是人民币币值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