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美国正经历40年来的最高通胀率，美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年初以来一直围绕通胀和货币政策的节奏变化剧烈波动，很多人将此次反通胀与1979年沃尔克上台后反通胀作比较，并希望从中得出一些启示。那么，此轮通胀出现的背景及其治理与40年前那一轮有何相同、又有何不同呢？

首先，两轮通胀发生的背景从经济学原理上讲有重大相似之处，治理起来也都十分棘手。

需求冲击与重大供给冲击的重叠，是两轮通胀产生的共同特点。当只面临需求冲击的时候，紧缩货币比较容易在不引发衰退或急降速的情况下抑制住通胀，两方面冲击重叠的情况历史上并不多见，这两次可称是“唯二”，今日鲍威尔面临着和沃尔克类似的困难与挑战。

1960年代正是美国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政府支出上升、债务和赤字膨胀，从需求端拉高了通胀，而1973年和1979年两轮石油危机又从供给端极大推高了通胀，让反通胀政策左右为难，甚至出现经济停滞与通胀并存。眼下这轮通胀也起源于两个方面。需求方面看，疫情期间美国财政赤字急剧增长，2020年和2021年分别达到了3.13万亿美元和2.77万亿美元，面向居民企业的数万亿美元财政补助支撑甚至抬高了需求。与此同时，疫情导致的劳动力供应困难，运输和全球供应链的扰动极大地限制了总供给能力，进入2022年受到俄乌局势影响又出现了能源冲击和新的供应链冲击，这一连串的供给冲击与需求冲击相结合让形势格外复杂。

从通胀数据动态演化看，疫情发生的第一年即2020年美国经济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同时出现萎缩，物价出现下跌，2021年初疫苗注射开始后，经济活动中的需求开始明显恢复但国内国际的供应链未能及时恢复，物价开始上升，随着需求端复苏持续，到年中时CPI一举越过5%。进入2022年后，经济持续扩张产生的需求和国际局势导致的供给冲击，再次从两个方向抬升CPI，一举突破8%的少见高位。

我们知道，供给冲击导致供给曲线左移，事实上意味着经济体系的产出能力下降，如果维持原有的GDP增长率结果只能是出现不合意的通胀，如果将通胀抑制到合理范围(即中期2%以内)则可能导致GDP增下降甚至是负增长率，即衰退。1979年沃尔克采取大力度的紧缩措施之后半年内经济就出现了较大的衰退，正因为眼下鲍威尔面临着与沃尔克相当类似的形势，所以人们正在揣摩两种可能性中哪种更大：太鸽导致控通胀目标难以实现或控通胀时间过长、太鹰力度太大会导致一次衰退。

那么，到底哪一种可能性更大些呢？这需要辨别两轮通胀之间的不同。

第一个不同就是两轮通胀的量级相差较大。虽然两轮通胀都具有双重冲击的共同特点，但从通胀幅度、通胀持续时间和通胀预期看，差别还是很大的。从幅度看，此轮通胀最高是8%，1973年和1979年两波石油冲击都导致物价涨幅突破10%，第二波峰值甚至达到15%。从持续时间看，到美联储第一次加息，通胀超过合意范围只有一年左右，而沃克尔1979年8月上任时，美国CPI和核心PCE已在5%上方维持了近6年时间。从通胀预期看，经过整个70年代的持续通胀，通胀已经在各个领域生根，企业和居民在作决策时都视物价上涨为确定性变量，工资-物价的螺旋式上升成为常态，此轮通胀也已经影响了社会预期，但尚不严重，特别是启动加息后，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预期方向开始调转。

第二个不同就是经济结构不同，抗供给冲击能力不同。1970年代的时候，美国和西方大多数国家工业和制造业还占较大比例，油价上涨压力更难转嫁，而这一轮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引起的供应链问题以及能源价格压力相对平缓，并且呈现边冲击边消化的特点。

第三是央行可信度不同。沃尔克上台是一个时代的转变，在此之前，货币政策没有独立性，其主要功能是配合总体政策，沃尔克不仅以强力手段控制住了通胀，而且也改变了整个西方国家央行的功能定位，央行的主要功能变成了维持物价的中期稳定。此后不论环境如何变化，央行短期可能会有一些机会主义操作，但中长期维护通胀的决心都不至于让人怀疑。

第四是环境不同，两位主席的操作风格也有很大不同。沃尔克面对的是经年的沉疴，不用猛药不能改变惯性，即便导致经济硬着陆也得咬牙坚持；鲍威尔所要做的是将扭动货币阀门的动作做到时机准确、力度到位、转动平顺。

总体来看，与沃尔克相比，鲍威尔面对的环境要好很多，完成任务难度要小得多，但这种精细化操作也是一个巨大挑战，早一个半月加息晚一个半月加息，是加50基点还是75基点，对金融市场的影响都比较大。至于此轮加息是否最终会导致出现一轮衰退，将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供给冲击的后续变化，二是联储的操作水平的发挥程度。只要供给冲击不继续恶化，联储维持目前这种及格水平的操作，就大概率能在不引发衰退的情况下将通胀控制下来。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