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周一。此刻的你，是不是正睡眼惺忪地坐在办公桌前，心不甘情不愿地开始新一周的工作？

 

“心不甘情不愿”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更无力的现实，内心深处，这份工作并不能提供足够的意义感。而精密运转的当代社会，无意义的工作比我们想象中更多。早早就有人注意到了很多工作的无意义性，并开始了系统研究。

 

今天我们就从《狗屁工作》这本书入手，跟大家聊一聊狗屁工作。这些无意义的工作是如何产生的？为何它让人欲罢不能？或许我们无法得到答案，但发问本身，即蕴含着新的开始与可能。

 

撰文 | 董牧孜

 

几千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说过：“所有挣钱的工作都在吸食和降低你的精力。”

 

这个道理，在彩虹合唱团两年前的神曲《感觉身体被掏空》里得到了相当精准的感官化表述。工作与加班的恩怨情仇，化作都市白领的花式吐槽与壮语悲歌。今年5月，一则小视频《凌晨3点不回家：成年人的世界是你想不到的心酸》迅速斩获“10万+”阅读量，也收割了大把眼泪。尤其是在这个自媒体贩卖焦虑和自我感动“成瘾”的时代，连比你优秀的人都比你努力，再怎么惨兮兮也要硬装强大到不可理喻。

 

 

等等……这真的合理吗？早在20世纪上半叶，经济学家们就已经在苦思冥想当技术进步取代大部分人类劳动之时，该如何处理大量闲暇时间的问题了；然而在机械化、自动化高度发达的21世纪，我们反而过上了「7/24制」的生活——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无休止的劳动和消费。营营役役，为稻粱谋，自由掌控自己的时间、追求自己的爱好反而显得荒谬而不切实际了。

 

 

更令人困扰的问题是，我们无休止的工作与加班，真的给世界带来了什么有价值的贡献吗？在“越努力，越幸运”的时代宣言里 ，除了假装自己的瞎忙穷忙是有意义的，还能怎么办呢……著名人类学家、无政府主义者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直接戳破了这个梦幻泡泡，他说现代经济中的大量工作如金融、法务、咨询、人力资源、公共关系等都没有意义， “人力资源顾问、沟通协调、公共关系研究员、金融战略家、公司律师等人，他们的工作就是组成委员会讨论不必要的委员会的问题。”2013年他写过一篇戏谑的短文《论狗屁工作现象》（“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 A Work Rant”），被译成了17种语言，病毒一般传播开来。就在今年，由这篇文章扩写而成的新书《狗屁工作：一种理论》（Bullshit Jobs: A Theory）出版，立即引发英文知识界的热议。这本黑色幽默的反MBA价值观畅销书，连同其他学者有关后工作、基本收入的研究，都构成了我们反思这个时代工作本质的知识结构。

 

 

“地狱就是一群人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完成一件他们不喜欢、也不太擅长的任务上。”在格雷伯看来，现代经济中的大量工作已经足以被描述为“地狱的一种可能版本”。世界上有数百万人——文员、行政人员、顾问、电话推销员、公司律师、客服等——都在毫无意义的、不必要的工作中辛苦劳作，并且他们也心知肚明。技术进步令很多人面临失业，却也创造出大量的狗屁工作以维持社会的稳定，而这种操作与金融资本主义的神秘性息息相关。于是我们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工作得更多，成了办公桌上永无止息的西西弗斯。

 

 

 

“你每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8个小时甚至更多。你收入还不错，但是你不喜欢自己的工作，觉得它毫无意义。那么恭喜你，你做的是一项狗屁工作（bullshit job）。不要惊慌，你并不孤单。调查显示30%到40%的人做的都是狗屁工作，一种无意义甚至有害的工作。”

 

其实，早在格雷伯之前，畅销作家斯坦利·宾（Stanley Bing）2007年的著作《一百种没用的工作，以及如何得到它们》（100 Bullshit Jobs and How to Get Them）已经提出过“狗屁工作”的概念。狗屁工作的矛盾之处在于，虽然职员本人也无法证明自己工作存在的意义，但作为职务的一部分，他们又感到自己必须假装意义存在。这种令人怨念的矛盾状态深深损害了人的道德和精神，但人们对此避而不谈。在《日复一日的工作毫无意义？你该看看这本<狗屎职业论>》一文中，俞冰夏很妙地将这种状态概括为：“体力劳动伤身，狗屎工作伤心”。她指出，格雷伯看到了狗屁职位的关键问题：职员主观能动性的完全缺乏，以及个人价值观的完全扭曲。“有份狗屁工作，且能意识到自己是在做狗屁工作的人，往往会陷入一种彻底的绝望与抑郁当中。”

 

 

当然，也有人质疑格雷伯的说法过于绝对。如果有公司律师或者银行职员说：“哦，我真是超爱我的工作，它既让我满足又感到意义。”那该怎么解释这类自我判断呢？他们是被公司文化洗脑了吗？还是说狗屁工作也能带给人满足感？格雷伯在研究中发现，约有6%的人认为他们的工作毫无意义，但是依然感到快乐，这种快乐来自别的地方，比如他们在工作中会遇到喜欢的同事等等。实际上，也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准确判断自己的工作是否有用，不过人们往往倾向于说服自己相信“我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狗屁工作不见得是“糟糕的工作”（shit jobs），事实上，狗屁工作可能光鲜亮丽，颇受尊重，且待遇极佳。但狗屁工作缺乏的实质性的意义和贡献。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举个例子，假如“狗屁工作”消失的话，我们的生活不会变得更糟，甚至可能变得更好——想想那群自诩最聪明、最努力的华尔街精英，他们引以为傲的工作不正是金融灾难的始作俑者吗？相反，格雷伯颇为遗憾地指出一个事实：我们的社会陷入了这样一种吊诡，你的工作对别人越有益，你工作所得的报酬反而越低，比如垃圾处理者、建筑工人、护士……于是这工作就成了一份“糟糕的工作”。“你几乎可以把‘糟糕的工作’看成是狗屁工作的反面”，格雷伯说。

 

从技术社会史发展的视野来看，1930年凯恩斯在《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这场演讲中所预测的美好未来不是没可能：伴随自动化技术的进步，一百年后人们每周将只需要工作15小时。凯恩斯的预测在现实中不无印证，比如今年德国产业工人赢得的大罢工，成功将每周工作时间从35小时缩短到28小时。的确，在部分发达国家的机械、冶金、汽车、纺织等制造业领域，工人们实现了更少的工作、更高的收入、以及更多的闲暇，因为机器可以帮我们完成大部分困难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作。但问题在于，与此同时，大量意义匮乏的狗屁工作也被“发明”出来，使更多人免于失业，尤其是在第三产业。在自动化如此普及的时代，白领们仍不得不每周蹲办公室工作（或假装工作）长达40小时。

 

 

猜猜全球工作时间最长的城市是哪里？是高度金融化的香港。在日本这样的后工业社会，要命的“加班文化”也风行无阻：“5点下班是旷工，6点下班是早退，7点下班是赶早，8点下班是刚好，9点下班是敬业，10点下班是楷模。”企业老板会为此偷笑吗？还真难说，因为工作效率低下、或为赚加班费、或出于同侪压力而加班的情况不在少数，而这实在是不太符合“资本主义”的利益原则（反倒更像是效率低下的社会主义苏联或是《解放军占领巴黎》里面所讽喻的中国）。按照经济学理论，一家追求利润的公司最不愿意做的就是掏钱给他们并不真正需要的工人。

 

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吊诡地发生了，“就好像有人在发明毫无意义的工作，只为让我们一直有工作做。”格雷伯认为这一点恰恰体现出今天金融资本主义神秘的运行规则。

 

 

为什么会出现大量无意义的工作？

 

问题的答案不仅仅经济性的，也是道德和政治性的。无疑，失业率太高会造成社会动荡，我们需要向社会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而在后工业社会之中，大多数工作都属于“第三产业“，即致力于分配或维护而不是生产商品。格雷伯指出了很微妙的一点：观察近几十年工作的扩张情况，会发现行政部门扩张得最厉害，甚至比“服务”部门扩张更多。虽然企业会无情地裁员，但受雇处理公文的小职员数量却总在不断增加。

 

从几百份狗屁工作者的信息和访谈中，格雷伯总结出了几类有代表性的狗屁工作。比如，“走狗型”员工的存在只是为了体现出他们上司的重要性，或者让他们的上级脸上有光；“打手型”员工则会积极替雇主出面，比如电话销售员、公司律师、公关、传销员、游说者等；“胶布型”是被雇来去修补一些缺陷和漏洞，但是这些漏洞完全是因为老板的懒惰或者不称职，诸如此类。

 

观察这几类狗屁工作的性质，不难发现他们在一定意义上都指涉着某种主仆关系，更准确地说，这背后潜藏着“99%的人”和“1%的人”之间的劳动异化关系。如果1 %的人口控制了大部分可支配财富，那么我们所说的“市场”反映的就是他们（而不是其他人）认为重要或有用的东西。大量的私募股权CEO、政治说客、公关研究人员、精算师、电话营销人员和法律顾问，这些狗屁工作的性质，似乎与过去封建社会里的家奴、走狗、管家、打手、佃户相差无几，格雷伯称之为“管理封建主义”（Managerial feudalism），他认为资本主义不过是把“逐渐形成的主仆关系转化成了永久性的薪酬关系”。最关键的还是拥有资产的人，大型跨国企业的CEO并不是老板，他们的个人意志必须服从于投资者、大股东和董事会。利文斯顿（James Livingston）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职业经理人不过是以资本主义的名义行事，他们自己并不是资本家，而是工作人员、仆人或者侍臣。他们会照办那位看不见的主人的所有命令，因为除了更大更多的奖金之外，他们并没有自己的目的。

 

 

狗屁工作的大量存在，成为最适合维持金融资本主义的力量——他们的职位使得他们更倾向于认同那“1%的人”的视角和情感，及其背后的金融化制度。反过来，有益社会的劳动一直被低估了，比如那些从事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类工作的人，他们真正照顾他人，却只得到很少的报酬，甚至无力顾及自己和家庭。这种不公平是最让人难过的地方，但反常的是，人们却往往认为事情本应如此。

 

这也是为什么利文斯顿（James Livingston）在《不再工作：为什么充分就业是个坏主意？》（No More Work: Why Full Employment Is a Bad Idea）一书中认为，劳动力市场已经与其他所有市场一同崩溃了。换句话说，劳动力市场不再像我们所期待和所需要的那样来运作，它不再以我们能够理解和证明的方式去分配工作机会和收入。麦当劳员工每小时收入只有8.00美元，而公司高管们“赚”的却是他们三百倍，至于持有或继承资本的人则根本无需工作（他们的受雇侍臣会寻求各种合法手段以维护他们的特权）。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的不断扩张，以及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功，令工作变得毫无用处和毫无意义了。最近，韩国导演李沧东的电影《燃烧》之中那些无望的、打零工的年轻人，所面临的就是这种困境。

 

 

利文斯顿认为，如果就业市场无法使勤奋工作的人摆脱贫困，那它只是从真正重要的东西那里多余地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不过他对此仍然很乐观，觉得这意味着“我们所知的资本主义的终结，已经近在眼前了。”利文斯顿与“狗屁工作“的作者格雷伯一样，认为向所有人发放基本收入是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这样从事狗屁工作的人就可以辞职了！但问题是，如何在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上同时撬动业已坚固的“管理封建主义”，从铁公鸡身上拔下毛来？

 

或许应该这样说，狗屁工作最狗屁之处并非工作本身，而是它所支撑的社会秩序和僵化的意识形态，以及受制其中的无力感和无意义感。然而，任何人都离不开有意义的工作，不论是调酒师、看门人，还是股票交易员或者保险中介人。即便在做一份狗屁工作，我们也需要继续下去的理由，以及从中挖掘出益于主体的、自我实现的意义。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董牧孜；编辑：走走。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