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出席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习主席开篇就亮明了观点，认为不能将世界乱象归咎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融入世界经济是历史的大方向。
 
习主席演讲发表后，一个支持经济全球化、愿意分享经济全球化好处的大国形象，便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没有出席达沃斯论坛，只有其高级顾问Anthony Scaramucci出现在了会场。但是，没有出席论坛的特朗普，依旧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同一天，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指责人民币快速贬值导致美元过度强势，损害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此番言论发表后，各国对特朗普的反全球化倾向更为忧虑。
 
一方力挺全球化，另一方指责全球化，最近二三十年来，世界从未在经济问题上如此泾渭分明，截然对立。这种对立会不会导致全球化四分五裂？会不会引发中美之间的持续贸易战，进而威胁中美关系？要看清这些问题，需要首先确定特朗普是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反全球化主义”者。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确实释放了很多反自由贸易信号，比如退出TPP和WTO、重新修订NAFTA、对墨西哥和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等。这些信号都给人一种感觉，即特朗普就像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上台后肯定会逆全球化而行，将自由贸易搅得天翻地覆。
 
实际上，根据宋泓先生的研究，综合特朗普的言论来看，他并不反对贸易自由化。他反对的，是促使美国制造业转移的贸易自由化，是令美国利益受损的贸易自由化。特朗普贸易政策的核心，是稳住或者阻止区域化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势头，千方百计将制造业留在国内，同时拓展出口市场，为美国工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财富。
 
简单地说，特朗普不是对贸易自由化不满，而是对贸易自由化中的“不对等”不满。在他眼中，无论WTO、NAFTA还是TPP，都便宜了其他国家，而让美国吃了闷亏，必须推倒重来或重新修订。具体到中美贸易，特朗普更是觉得中国赚得太多，使得美国对外贸易高额逆差，完全“不公平”。特朗普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强调，美国“大多数贸易逆差来自中国，中国是个大问题”。因此，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目标很明确，就是千方百计地扭转贸易逆差。
 
由此可见，中美在全球化问题上其实并非截然对立。双方实际上仍然存在基本共识，即自由贸易不能中断，中断了对谁都没好处。特朗普的高级顾问Anthony Scaramucci就公开表示，中美两国之间拥有共同利益，美国不愿意打贸易战；特朗普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他的政策不等于贸易保护主义。
 
中美之间的分歧，主要在于如何平衡各自的经济收益，如何重新分配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为了兑现竞选承诺，刚刚上任的特朗普总统，必定会拿中美贸易“开刀”。目前看来，他们可能会从以下三个方面采取行动：
 
♦ 第一，针对特定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或反补贴税，抑制中国产品进口。特朗普任命的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皮特·纳瓦罗(Peter Navarro)是死硬的反华派，始终认为中国实行了不公平贸易政策，才使得中国产品占领市场，造成了美国贸易巨额赤字。特朗普提名他当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中美贸易而来。因此，未来一段时间里，排在对美贸易出口前列的中国商品，比如电机、电器、音响设备及其零部件，锅炉、机械器具及其零部件等，会面临较大的市场压力。这可能是特朗普上任后，中美贸易最易出现动荡的环节。
 
♦ 第二，与中国进行双边谈判，制定扭转贸易逆差的税率和规则。特朗普政府恐怕很清楚，即使打一打“贸易战”，也只能算权宜之计，要想根本扭转贸易逆差，还是要与中国进行双边谈判，确立扩大对华出口的常规机制。他们渲染中国操控汇率、质疑中国“一中”原则，很大程度上是故意“造势”，以便争取谈判桌上的主动。从习近平主席演讲来看，中国支持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欢迎开放透明、互利共赢的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因而会对特朗普政府的谈判意愿做出呼应。但是，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还要看他们的要求是否“适度”，最起码不能碰触中国的政治底线。
 
♦ 第三，降低国内制造业生产成本，吸引大型企业重回美国本土。特朗普政府很明白，“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推动美国制造业重振雄风，为民众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才能“重建美国中产阶级(Rebuild our middle class)”、“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这一施政方针可能会抑制美国对华投资，但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说，影响应该不会太大。因为，2015年中国对美投资已经超过美国对华投资，换言之，中国经济对美国投资的依赖性，已经今非昔比了。倒是现有的在华美资企业，有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深远影响的。如果中国生产成本持续升高，部分美资企业可能会陆续迁回美国，从而会对加剧中国的就业紧张局面。
 
以上三种政策中，第一种只能作为点缀，因为中美双方都拥有贸易制裁的手段，一旦爆发大规模贸易战，很难说谁输谁赢。况且，贸易战打起来，不会有真正的赢家，美国即使赢得气势，经济也会遭受重创。第三种政策对中国的影响，经过几年才能显现，而且还要取决于中国的应对之道。
 
因此，特朗普政府真正依赖的，且短期内能有效解决美国贸易亏损的，恐怕是第二种政策，即迫使中国与其进行双边贸易谈判，而中国出于经济全球化大局的考虑，或为了将贸易损失降到最低，可能会选择做出适度退让。但是，中美之间贸易数量庞大、涉及面广，又没有可供参照的协定框架，什么时候才能谈出结果，也是一个大难题。
 
作为三权分立体制下的总统，特朗普上任后，要受到制度和社会的多重制约，不是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以上围绕特朗普政府所做的设想，能不能在其国内进入操作轨道，都是一个未知数。因此，特朗普团队在“见习”期间，可能会在权限范围之内，对中国商品来个“下马威”，但是长期来说，不太可能改变中美关系的基本面。
 
当然，中美关系是否会出现变局，还要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国际政治学者王辑思指出，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美国主要是常量，中国则更多是变量，两百多年来中美关系的几次转折，都发生在中国政治更替期间，而不是美国政府换届或美国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据此，未来中美关系是否出现大变，可能关键还是在中国。
 
从习主席在达沃斯论坛的演讲来看，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不会变，支持经济全球化的立场不会变，构建平衡普惠、互利共赢贸易格局的目标不会变。根据中美常量与变量理论，既然中国的内政外交大局不会有大的变动，那么中美关系在相当长时期内，应该也不会出现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