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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质疑“中国模式”论的人们认为，中国社会虽然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迄今为止，市场化改革还有许多大关并没有过，中国在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这种不完善性主要表现为国家部门（statesector）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作用。

    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方面：（1）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GNP）中并不占有优势，但它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commandingheights），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的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干预。

    这样一来，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既包括新的市场经济因素，又包括旧的命令经济或称统制经济，既可以前进到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也可以退回到统制经济的过渡性体制。

    这种情况的发生，是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的。

    在中国改革的初期，不但政治领导人和计划官员倾心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authoritariandevelopmentalism），即使以欧美式自由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的经济学家也承认，在市场发育程度很低的情况下，政府不能不承担更大的协调责任。

    不过，日本等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下，威权主义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通过中央银行对信贷活动的“窗口指导”和通产省（MITI）对产业发展的政策引导一类活动实现，政府一般并不直接对企业发号施令和直接进行经营活动。

    中国的情况与它们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现行体制是从列宁所说的“国家辛迪加”（statesyndicate，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则把它称为Party-StateInc，即“党国大公司”）演变而来，拥有庞大的直接管理国民经济的国家机器和强大的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经济。

    因此，在中国政府和国有部门对于经济的控制和干预较之东亚国家和地区就更为直接有力，形成了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格局。

    这种体制建立后，就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或者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诸如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职能，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我把它称为法治的市场经济；或者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蜕变为政府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当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放开，当世纪之交包括数百万计的县乡镇政府所属的乡镇企业改制成为私有企业时，市场的力量大大增强了，经济发展也更加强劲有效。

    反之，当本世纪初国有大企业进一步改革受到阻碍，甚至出现了“国进民退”的倒退现象，或者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加强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干预时，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向就变得十分明显。

    要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不仅要求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求政治体制改革配套地推进。

    正像一些东亚国家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的，一切采取“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都需要打破特殊既得利益的阻碍和干扰，推进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democraticdevelopmentalism）的转型。

    更何况中国是一个有长期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又经历过长期列宁-斯大林式政治经济制度的实践，这方面的任务就更加繁重和艰巨。虽然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但是，市场经济是一套配置稀缺经济资源的机制。

    然而，仅仅靠它本身并不足以自行，需要其他方面制度安排的配合和支撑；否则，市场自由交换秩序得不到保证，就会出现混乱，权力的介入还会造成“丛林法则”支配市场，使整个经济变成了一个寻租场。

    本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交易主体自由而平等，且不存在外部性，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通过交易达成的价格，就能够有效地把资源配置到应该到的地方去。但是，交换是需要秩序的，是需要透明的规则和公正执法来保障的。

    所以，经济和政治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应该配合起来推进：一方面，从一个由行政权威控制的计划经济转变成一个自由交换的经济；另一方面，就是从行政命令支配的经济、政府机关和党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特别大的命令经济，转变为一个规则透明、公正执法的法治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