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

    中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事态的发展充分说明，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资源实现的增长，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早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

    第一，与强势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的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可持续。

    在这种增长方式下，虽然短时期内能够依靠政府强制动员和大量投入社会资源，加上从国外引进技术来维持高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一方面，由于所谓“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农村富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已经发生改变；另一方面，近年来，这种增长方式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和由这种增长方式造成的消费在GDP中占比下降、劳动者收入水平提高缓慢，以及贫富分化加剧等问题愈演愈烈。

    1994年以后，中国运用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经验，采取低估本币汇率等出口导向政策，用净出口需求支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出口贸易刺激了沿海地区加工工业大量引进技术和雇用低工资农民工。然而，正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最先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一样，中国在经历了十来年出口推动的繁荣后，于21世纪初期在微观经济领域出现技术进步缓慢、效率下降等弊病；在宏观经济领域，则出现了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等种种病象。

    所有这些都向我们警示：如果不能尽快打破体制性的障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灾难。

    第二，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酝酿着社会动荡。

    在1988年-1998年这十年间，中国经济学家曾经对转型期间日益抬头的腐败现象进行深入的讨论，要求通过市场化改革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防止中国上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GunnarMyrdal）所说的社会溃散的“亚洲戏剧”。上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自由化，曾经也阻断了通过商品价格双轨制寻租的“官倒”的财路。然而，行政权力不肯退出市场，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

    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即毛泽东所说的“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蜕变。如果没有步伐坚定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阻断这一路径，使之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会锁定在这一路径中。而一旦路径被锁定，就会像诺斯（DouglasNorth）所说，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很难退出。

    目前，大众普遍对政府对于防止事态恶化和灾变发生的措施不力啧有烦言，甚至将这种状态形容为“下定决心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从当前事态发展情况来看，批评政府和要求政府有更多的作为是完全有理由的。

    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政府加强作为的方向是什么：是为市场的有效运行建立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和提供市场所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以便提升市场，还是用政府的强制力量去“驾驭”市场、压制市场和取代市场？不同的取向将决定政府领导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是起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作用。

    也正因为这样，这一场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讨论，对决定中国的前途和未来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