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的个人命运永远和他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之后，诞生了四通、联想、海尔、万科……而在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又有一批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纷纷下海，陈东升、王文京、冯仑们迅速崛起。

    对于联想来说，做企业决策时，一般是从自己的情况出发，当年股权制度设计，后来走国际化路线等都是企业行为。但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却对企业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1989年到1991年，世界经历了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这么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出了问题，该如何解读背后的原因?当时一种普遍的担心是，中国还会不会继续高举社会主义大旗?当时的一些舆论，让很多人疑惑，中国是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者中国会不会走回头路。也有人认为，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是因为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受了不良影响，如果真的这样来总结，中国就很可能会走回头路。当时我也曾感到紧张，相信很多企业家都会和我有一样的担心。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释放了一个信号，打消了人们的顾虑，让我们这一批人可以安心做好自己的企业。深圳那幅巨大的邓小平画像，上面写着“发展是硬道理”，这让我们坚信中国不会再走回头路。

　　中国现在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不能因此就否定改革，否定中国所走的道路。当年我在西北呆过，当时宝鸡是陕西比较富裕的地方，但八百里秦川，那么多农村，农民和以前没有什么区别，过着极度贫穷的日子。其实当时整个中国都穷，那时候没有两极分化，只有一个极，就是大家都穷，甚至是赤贫。再看看现在的中国，变化巨大，富强富裕了很多。

    30年来，一批批企业崛起了，但也有不少企业倒下了，不少一度风光无限的企业家或锒铛入狱，或黯走他乡，或沉寂之后再无声息。倒下去的企业，有的倒在了市场竞争中，有的倒在了体制的路上。联想一直保持一个良性的发展，我有一个指导思想，那就是不在改革开放中犯错误，不做改革的牺牲品。

　　这些年我自己有几个坚信，一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原有的一些政策和要走的路是有矛盾的，允许你突破，但是有界限，不能做太过分的事情。我基本是沿着边走，不越线，但也有自己的突围。二是在发展业务过程中，努力向西方企业学习，在市场化之中竞争。为什么一些企业轰然倒塌，因为完全是计划时代的方式，就是分配，完全没有打市场的能力。而我们做过代理，认真学习了国外的营销方式，什么叫做市场，什么叫做销售，也了解用户要什么，也知道怎么改进产品。由于做了这些工作，才能在开放之中“与狼共舞”。三是在改制中把握好时机，懂得进退和感恩。

　　企业工作者和政府官员的角度和高度是不一样的，站在国家的高度做的决策更有全局性，有时不一定会对所有的局部和个体都有利。企业工作者可能对政策有不满意的地方，用合理的方式积极提出看法即可，而不要有过激的行为，这可能会扰乱大局。

　　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是诚信经商，按章纳税，遵纪守法，解决就业，注重环保，善待员工等等，然后才可能根据企业的能力开展公益活动。努力做好自己的企业，让企业实现产业报国，这是我们全体联想人的诉求。我们公司的愿景第一条就是“以产业报国为已任”。

　　很多问题，我目前很关心，但未必能想得清楚。比如说，一些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制度，使得老百姓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出现了过度福利化的状况，减弱了人们向前冲的动力，很多人没到退休年龄就想退休，在没有大的经济危机出现以前，很和谐，没有大的贫富差距，但是整个社会缺少发展的动力，这是好的制度吗?今天中国的制度还有很多需要改进和改革的地方，但我们肯定也不希望中国出任何问题，我们希望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我没有那种高度，企业家只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就够了。

　　欧洲长时间经济衰退后，对中国企业会有什么影响，联想集团电脑的销售量会不会有所减低，这些都是企业关心的。比如，联想控股下面有两个投资公司，他们的投资应该偏向于哪一类。

　　稳定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让社会空气和谐湿润，是最重要的，是最要尽力的。所谓改革，真的要改，也得是执政党内部自上而下的推动。现在一些民营企业抱怨受到不公平待遇，联想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些不公，但把企业的事情做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