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 6月25日上午，在澳大利亚新州议会Jubilee 会议厅里举行了一场中澳关系论坛。论坛由悉尼公共及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办，主题为《中国崛起对国际格局所产生的影响》。主讲嘉宾分别是澳大利亚前外长、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鲍勃.卡尔教授；新州立法院上议员、悉尼公共及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肖凯·莫索曼；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澳研中心主任陈弘教授，以及悉尼大学政府与国际关系系高级讲师陈明璐博士。
 

经演讲者本人授权，译者将他们的演讲内容翻译成中文，以飨更多没有机会参加论坛的读者朋友。本篇是对陈明璐博士在论坛上的演讲翻译。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庆，对中国经济奇迹的成因，国内外有许多众说纷纭理论解释。陈明璐博士对中国的过去40年中的改革开放历程有她视角广袤的观察，中性中肯的分析，及独树一帜的见解。）

 

陈明璐博士演讲正文翻译：
 

今天我们来这里讨论中国从贫穷到经济强国的崛起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由于我的同行们比较关注国际关系，那我就回顾一下中国崛起的过程并分享一下我的观点。

 

每个人都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由邓小平和他的改革派设计的，这是因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经济发展将成为党的新工作重点。但是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当时党的领导人们虽然决定了国家的施政方向，但对于怎样搞经济，其实还没有具体实施方案。然而有一件事几乎与此同时发生，那是1978年底的一个冬天的夜晚，在安徽省小岗村里， 18个农民一起签署了一项秘密协议。他们决定私下分割集体土地，让每个家庭分包一块土地，自己安排劳作，并对产出负责。等到收获后，除去他们应该负责的配额上交公粮，剩余的都属于他们自己。他们相信，只有这样做，他们才能生产更多的食物，他们的家庭就不会挨饿。这个秘密协议中还有这样的陈述：“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被处决，我们其他人将承诺照顾他的孩子直到18岁。”在协议底部，他们每人都有签名并按了指印。按照这个计划，他们耕作生产收获远远超过集体制度。最终这种做法被推广到了全省乃至全国。这就是著名的“家庭责任制”，小岗村事件启动了中国至今仍在持续的经济改革进程。
 

今天在这里讲述这个轶事的原因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成功故事背后的复杂性。这是一个既有自上而下又有自下而上的过程，里边包含了中央政策制定者的指导，地方​​政府执行和基层倡议。许多评论家认为，中国的发展是由国家驱动的，但是许多实际情形是，国家只是对社会持续的变化作出适当的反应。

 

那么，什么因素促成了中国从贫穷到强国的崛起？人们经常问这个问题，希望中国可以提供替代由西方列强推动的日渐失灵的发展模式。事实上，约书亚.库珀.拉莫（Joshua Cooper Ramo）在他有影响力的论文“ 北京共识”中指出，中国正在为全球其他国家揭示一条新的国家发展道路：其中不仅仅包括如何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而且也是如何适应国际秩序，维护真正独立，并保护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取向。但我认为，中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幅员辽阔，经济体量及历史发展轨迹。由于这些非常独特的成因，所以世界其他地方不太可能复制中国的成功模式。
 

首先，中国将永远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因为它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即使在毛泽东领导的建国初期，中国的经济发展缓慢，但它仍然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从许多层面审视，中国经济不是一个相互交融一体国家经济，而是一个大陆经济。人们不同意中国可以分成许多个经济地区，但是中国国内各地之间的交流融合今仍然是一个问题。这种缺乏相互交融的状况解释了为什么尽管拥有全球规模最大，质量最好的鄂尔多斯煤炭保留地，中国仍需要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同样，这种非一体经济也造成了地方性贸易壁垒。这样的情况在啤酒行业司空见惯，当地政府通过行政手段促进当地品牌并禁止外来品牌进入自己管辖区域内的市场。

 

中央财政分权极大地赋予了地方政府权力，各地政府对自己的收入和赤字承担责任。这些地方经济体都希望在GDP竞争中压倒对手而胜出。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地方竞争是中国发展的主要动力。由于经济增长率已成为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关键指标，因此向往提升的驱动及害怕被能力更强同行所取代的担忧，让这些地方官员们极尽全力去推动提升当地经济发展。
 

不同地区具备各异的条件及拥有不同的自然资源。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东部沿海地区因为其政策优势及交通便捷而吸引了很多投资者。如今，随着中国的外汇储备在世界上排名第一，该地区的市场准入已经不再是无条件的。但中国的地区差异仍然为那些希望利用更低成本的投资者提供了空间。他们现在必须走出东部沿海地区，开始关注欠发达的内陆地区，因为那些地区的地方政府仍然在通过优惠政策和补贴相互竞争外国投资。

 

中国的地缘辽阔及经济体量决定了中国国内是个庞大的市场，而且这个市场至今尚未充分开发。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主要努力一直是发展其东海岸。国家仍未开放内陆地区。未来外国和国内投资开始向内陆转移将为中国释放其全部市场潜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应该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见证这个趋势所带来的结果。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中国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另一个独特因素是毛泽东时期的30年国家社会主义。尽管这个时期存在一些错误和缺点，30年的国家社会主义确实为后来成功实施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毕竟，改革不是写在一张空白的纸上。 30年的国家社会主义为后来的改革如此有效地开展留下了重要的遗产。首先，改革前的时代已经建立了一个统一而相对有效的政治体系，确保中央政策和方针在基层贯彻落实。改革前的时代给经济能力留下了相当大的可操作空间，导致改革在早期阶段成效立显。另外，改革前的时代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重工业基础。

 

世界上有些国家的土地面积与中国相似，另一些国家也有计划经济政体的过去历史，随着印度人口迅速膨胀，中国的人口因素也不再那么独特。但是，所有这三个因素：规模，人口和社会主义过去的结合，使得中国的发展轨迹非常独特，不容易在其他地方被采用和复制。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的灵活性和现实主义摸索是解释中国崛起的诸多因素之一。一开始，中共通过政策试验启动了家庭责任制和建立经济特区。正如刚才讨论的那样，改革开放多是地方自治的结果，但这种地方自治是在中央政府的监督和指导下实施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演进轨迹已经让人感知到它是一个巨大的学习型组织。虽然通过实验性政策推进发展不一定是中国独有，但如果不能维持及强化有效的政府管理，可能很少国家能实施这种方式的改革。

 

在考虑中共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时，我们必须知道，中国共产党在恢复和巩固国家治理，创造新的政治秩序和维持稳定方面做得很好，这是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是在没有发生任何政治变革的情况下所实现的经济崛起。但这是经不起推敲的论点。七十多年来，我们看到中共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其领导层从退伍军人转变为技术官僚，然后转变为具有社会科学背景的新一代领导人。其主要任务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发展。它的意识形态已经开放更新到可以接受潜在的持不同政见的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团体。我们已经看到，党与国家发展了一个基于能力胜任的人事制度，官员是根据他们的表现而不是背景来选拔和晋升的。我们已经看到政府重视向重要社会群体咨询对政策的建议。虽然这些不是中国民主化的标志，但毫无疑问，正是这些政治进步为社会经济变革奠定了基础。
 

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领导层实现增长和发展的方式与早期时代有很大不同。长期以来，引进市场力量和吸引外资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点。如今，习主席和他的同事们重申肯定国有部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展现出更加外向的视角。对于中国的未来，他们预计国有企业将变得“更强，更好，更大”。虽然私营企业的发展仍然是必要的，但近期党与政府的声音中，例如习主席向中共十九大报告，似乎并未见到对此等同的强调。至于接下来的开放目标，现任领导希望走向全球。未来，我们可以期待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开放的重点，因为该倡议通过东西向，跨越陆地和海上通道让中国向外扩大经济影响力。

 

当然，当我们惊叹中国的成就时，我们不应该忘记，由于推迟的社会改革，许多问题开始显现，其中包括社会贫富不均，人口老龄化，城乡差距，环境退化，缺乏公平和可持续的福利制度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关键问题，如果不妥善处理可能会损害中国的经济乃至政治未来。中国共产党及政府显然已经意识到并渴望解决这些问题。当然，我们需要给予更多的时间来见证对这些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带致的效果。但是我们需要理性看待国情及政府的承诺。例如，现任领导层仍然看待福利提供应该是“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共同努力”。这表明未来中国公民的福利待遇仍将取决于地方政府拥有的资源和个人的自给能力，这意味着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不会成为以消费者为基础的经济体。
 

英文演讲：陈明璐博士，悉尼大学政府与国际关系系高级讲师
 

（中文翻译代表原著者观点。翻译：华东师范大学澳研中心研究员张智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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