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又到了不得不“保增长”的时候。在启动下一轮“保增长”之前，应该先回顾一下上一轮“保增长”的效果。

    2008年底启动的上一轮“保增长”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国政府在2008年底宣布了高达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二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人民币贷款在2009年新增了9.59万亿元。

    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立竿见影。中国的GDP季度同比增长率在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低到了6.6%左右，仅仅一年以后，在2009年四季度和2010年一季度提高到12.2%和12.1%。

    但是，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来的快、去的也快，只能“保短期增长”。从2010年二季度开始，GDP增长速度开始下行，到2012年二季度已经降低到7.6%。中国经济何时复苏，取决于政府何时采取“保增长”的行动，现在又到了“保增长”的时候。

    也许有人认为：如果再次采取同样的“保增长”行动，中国经济不是同样会复苏吗？把一系列短期刺激政策连在一起，不是就可以“保长期增长”了吗？可惜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不能反复使用。

    首先，积极的财政政策受到预算约束。财政政策“保增长”的边际效用递减，上一次花费4万亿元达到的效果，下一次可能需要5、6万亿元才能实现，政府最终会债台高筑。即使各级政府能够借到钱，但借来的钱也需要还。

    由于透明度和统计口径原因，中国政府的负债率数据缺乏国际可比性。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推算，“中国公共部门的负债率大概是50%上下”。即便如此，考虑到中国国债利率水平较高、中国政府的隐性负债以及未来减税和增加支出的可能性很大，积极财政政策空间也很有限：再来一次是可以的，能否再来两次还不一定。

    其次，扩张性货币政策代价高昂。过多的货币必然会吹大资产泡沫（从价格泡沫到数量泡沫），然后等待两个结果中的一个发生，或者两个同时发生：其一是通货膨胀，其二是泡沫破裂。

    目前，货币政策再度宽松面对决策上的阻力。即使能够克服阻力，“保增长”的效果也会差强人意。中国公众刚刚经历了2010年的通胀，对通胀十分敏感，政府无法再造一轮出乎公众预料的通胀。而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只有出乎公众预料的通胀才能促进增长。

    日本为中国提供了“短期政策长期化”的前车之鉴。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本政府无法继续用低估的汇率补贴出口导向型的日本经济，转而借助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保增长”。廉价资金没有推动经济转型和增长，却推高了土地价格。到了1990年代，东京的地价泡沫破裂。

    日本政府把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做到了极致：该建的路都建了，不该建的路也建了。有些路建在非常偏远的地方，那里熊出没的机会比车路过的机会还大。浪费式的财政政策把日本政府债务持续推高，目前已经超过GDP的220%，而且仍在增长。2012年5月，惠誉调降了日本主权评级至A-；同月，标普也因日本财税改革受阻而提出调降评级的警告。

    鉴于中国政府保增长的短期牌已经快要打完，即将上任的新一代领导人也有全新的任期，现在的中国经济到了启用新的政策工具“保增长”的时候，也到了从“保短期增长”向“保长期增长”转变的时候，而这需要中国经济进行结构性的变革。